曾鞏
(宋代)曾鞏(1019年9月30日-1083年4月30日,天禧三年八月二十五日-元豐六年四月十一日),字子固,世稱“南豐先生”。漢族,建昌南豐(今屬江西)人,后居臨川(今江西撫州市西)。曾致堯之孫,曾易占之子。嘉祐二年(1057)進士。北宋政治家、散文家,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,為“南豐七曾”(曾鞏、曾肇、曾布、曾紆、曾纮、曾協(xié)、曾敦)之一。在學術(shù)思想和文學事業(yè)上貢獻卓越。
主要成就
散文
曾鞏散文成就很高,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與者,宋代新古文運動的重要骨干。作為歐陽修的積極追隨者和支持者,幾乎全部接受了歐陽修在古文創(chuàng)作上的主張,他在理論上也是主張先道而后文的。但比韓愈、歐陽修更著重于道。在古文理論方面主張先道后文,文道結(jié)合,主張“文以明道”。其文風則源于六經(jīng)又集司馬遷、韓愈兩家之長,古雅本正,溫厚典雅,章法嚴謹,長于說理,為時人及后輩所師范?!端问贰ぴ杺鳌吩u論其文“立言于歐陽修、王安石間,紆徐而不煩,簡奧而不晦,卓然自成一家,可謂難矣?!?。王安石說:“曾子文章眾無有,水之江漢星之斗”。蘇軾認為:“曾子獨超軼,孤芳陋群妍”。蘇轍則用“儒術(shù)遠追齊稷下,文詞近比漢京西”來概括曾鞏的學術(shù)成就。朱熹也推崇他“予讀曾氏書,未嘗不掩卷廢書而嘆,何世之知公淺也?!逼渥h論性散文剖析微言,闡明異議;記敘性散文舒緩平和,翔實而有情致,對后世創(chuàng)作影響極大,明清兩代著名作家都將其作品奉為典范。曾鞏為文,自然淳樸,而不甚講究文采。在八大家中,他是情致較少的一個。
詩歌
曾鞏的主要成就在文,但亦能詩?,F(xiàn)存詩400余首,大都寫得比較質(zhì)樸,雄渾超逸,含義深刻,略似其文。元代劉塤認為曾鞏“平生深于經(jīng)術(shù),得其理趣;而流連光景,吟風弄月,非其好也。往往宋人詩體多尚賦,而比與興寡,先生之詩亦然”(《隱居通議》卷七),道出了他詩歌藝術(shù)的主要特征。但他并非只善賦體,也有一些詩長于比興,形象鮮明,頗得唐人神韻。他的各體詩中以七絕的成就最高,精深,工密,頗有風致。如《西樓》、《城南》、《詠柳》等,稱得上宋代近體詩中寫景抒情的佳作。就“八大家”而論,他的詩不如韓、柳、歐、王與蘇軾,卻勝于蘇洵、蘇轍。但為文所掩,不受重視。詞僅存《賞南枝》一首。其詩文曾被選譯成英文,在國外發(fā)行。
曾鞏的學術(shù)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聲譽。降及南宋,盛譽不衰。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獨服膺曾鞏。呂祖謙編選《古文關(guān)鍵》時,只取曾鞏,不取王安石,可見當時風尚。元末明初朱右編選《八先生文集》,開始將曾鞏與韓、柳、歐、王及三蘇并列。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、唐順之、茅坤、歸有光作文都推尊曾鞏。茅坤編《唐宋八大家文抄》,將曾鞏正式列為八大家之一,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。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,以及劉大櫆、姚鼐等,將歐陽修、曾鞏的文章作為楷模,從學曾入手學歐文。這種風氣在從方苞到方東樹的幾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沒有多大改變。從宋到清,雖也有個別貶抑曾鞏的言論,但不是主流。
曾鞏強調(diào)六經(jīng)為本源,借圣人之學加強文章底蘊,追求一種雍容典雅的藝術(shù)風格。無論敘事、議論都沖和平淡、委曲周詳。布局完整嚴謹,節(jié)奏舒緩不迫,語言干凈,思致明晰。文章平易理醇,且其開闔、承轉(zhuǎn)、起伏、回環(huán)都有一定的法度,顯得規(guī)矩嚴密,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學習。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,學“古文”多由模仿曾文入手,這當是一個重要原因。
曾鞏一生用功讀書,家里藏書二萬余卷,他一一加以???,至老不倦。收集古今篆刻500卷,編為《金石錄》。所著文集《元豐類稿》50卷現(xiàn)存于世,有《四部叢刊》影元本。曾編校過《梁書》、《陳書》、《南齊書》、《列女傳》,整理過《戰(zhàn)國策》、《說苑》,另有《續(xù)稿》40卷、《外集》10卷,宋后亡佚。
曾鞏還十分重視興教勸學,培養(yǎng)人才,在撫州居所側(cè)建有“興魯書院”,并親自定學規(guī)、執(zhí)教席,推動撫州學風。在南豐“子固公園”,有曾鞏幼時讀書處──讀書巖、曾文定公祠、仰風亭、思賢堂,縣博物館亦建在其內(nèi)。南昌市有一條子固路,也是后人為紀念這位先賢而命名的。
南豐曾氏為耕讀世家。自鞏之祖父致堯于太平興國八年(983)舉進士起,77年間曾家出了進士19位。進士中,致堯輩7人,其子易占輩6人,其孫鞏輩6人。此外,鞏之妹婿王安國、王補之、王彥深等一批人亦皆進士。披閱《建昌府志》、《南豐縣志》及諸曾著作如鞏之《元豐類稿》,我們不能不被該家族的儒學底蘊、文化積淀與苦學精神所震驚。曾鞏進士同年蘇軾、蘇轍贈詩稱:“儒術(shù)遠追齊稷下,文詞近比漢京西”,非虛言也。
應(yīng)用文
曾鞏作為唐宋八大家之一,有《元豐類稿》和《隆平集》傳世,從他傳世的文集來看,他的興趣主要在于史傳、策論一類的應(yīng)用文。尤其是他從事史書編纂工作多年,對史傳碑志的寫作較有研究。對他有關(guān)應(yīng)用文的理論進行研究和總結(jié),對現(xiàn)代應(yīng)用文的發(fā)展不無指導意義。
應(yīng)用文起源于堯舜時代。他在《辭中書舍人狀》中論述應(yīng)用文的歷史發(fā)展時,斷定應(yīng)用文起源于堯舜時代。在唐、虞、夏、商、周時代。君主一方面創(chuàng)新政事,按百官的實績賜與爵位和恩惠,另一方面教化治理平民,一定要有詔、號、令、命一類的應(yīng)用文詔告天下,傳達君主的意圖。于是君主挑選聰明、才能出眾、工於語言的文學大臣載於典冊,使君主的意圖傳布暢達,施行於天下,傳於后世,這樣就產(chǎn)生了應(yīng)用文,以作為教化治理的工具。“竊以唐虞三代之君,興造政事,爵德官能之際,所以播告天下,訓齊百工,必有詔號令命之文,達其施為建立之意。皆擇當世聰明雋逸、工於言語文學之臣,使之散揚演暢,被於簡冊。以行之四方,垂之萬世,理化所出,其具在此?!?《辭中書舍人狀》)應(yīng)用文起源于堯舜是他根據(jù)有圣君就有應(yīng)用文推斷出來的。因為圣君要治理國家,治國的號令要使天下人周知,唯一的途徑就是借“能言之士”通過文字傳達,應(yīng)用文是治理國家所必須的?!鄙w圣君難諭之情,將欲施於號令,得當世能言之士,然后是於文辭”(《謝中書舍人表》最早的應(yīng)用文見於甲骨卜辭,是現(xiàn)今通行的說法,曾鞏認為應(yīng)用文的起源早于甲骨卜辭。這種說法還是可信的。其一,符合應(yīng)用文為應(yīng)用而產(chǎn)生的實際;其二,符合有文字便有文章的基本原理,據(jù)考古研究的資料表明,漢字歷史可遠溯到五六千年前。(節(jié)選自《應(yīng)用寫作》學術(shù)月刊1995年第1期《曾鞏應(yīng)用文論》)
主要著作
曾鞏的思想屬儒學體系,他贊同孔孟的哲學觀點,強調(diào)“仁”和“致誠”,認為只要按照“中庸之道”虛心自省、正誠修身就能認識世界和主宰世界。在政治上他反對兼并政策,主張發(fā)展農(nóng)業(yè)和廣開言路。他在任地方官時,總是以“仁”為懷,“除其奸強,而振其弛壞;去其疾苦,而撫其善良”(《齊州雜詩序》)。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,因此,對王安石變法有些不同看法。他認為法愈密,則弊愈多。但是曾鞏也不主張死守成法,他對在位者的因循茍且表示不滿,提出“法者,所以適變也,不必盡同;道者,所以立本也,不可不一”(《戰(zhàn)國策目錄序》)的觀點。主張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,對法制作必要的改革。在行動上,他能夠維護新法,在齊州為官時,能力行保甲之法,使州人安居樂業(yè)。 曾鞏的散文創(chuàng)作成就很高,是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參加者。他師承司馬遷、韓愈和歐陽修,主張“文以明道”,把歐陽修的“事信、言文”觀點推廣到史傳文學和碑銘文字上。他在《南齊書目錄序》中說:“古之所謂良史者,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,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,其智必足以通難顯之情,然后其任可得而稱也。”他強調(diào)只有“蓄道德能文章者”,才足以發(fā)難顯之情,寫“明道”之文。他的散文大都是“明道”之作,文風以“古雅、平正、沖和”見稱?!端问贰繁緜髡f他“立言于歐陽修、王安石間,紆徐而不煩,簡奧而不晦,卓然自成一家”。他的議論性散文,剖析微言,闡明疑義,卓然自立,分析辨難,不露鋒芒?!短普摗肪褪瞧渲械拇碜?,援古事以證辯,論得失而重理,語言婉曲流暢,節(jié)奏舒緩不迫,可與歐陽修的《朋黨論》媲美。他的記敘性散文,記事翔實而有情致,論理切題而又生動。著名的《墨池記》和《越州趙公救災(zāi)記》熔記事、議論、抒情于一爐,深刻有力,通情達理。他的書、序和銘也是很好的散文?!都臍W陽舍人書》和《上福州執(zhí)政書》歷來被譽為書簡范文。敘事委婉深沉,語言簡潔凝練,結(jié)構(gòu)十分嚴謹?!稇?zhàn)國策目錄序》論辯人理,氣勢磅礴,極為時人所推崇。當西昆體盛行時,他和歐陽修等人的散文,一揖雕琢堆砌之風,專趨平易自然。王安石曾贊嘆說:“曾子文章世稀有,水之江漢星之斗。”(《贈曾子固》)。蘇軾也說:“醉翁門下士,雜從難為賢;曾子獨超軼,孤芳陋群妍”。 曾鞏也擅長寫詩,有400余首傳世。其詩或雄渾瑰偉,或委婉超逸,無不含義深刻,妙趣橫生?!镀茸狻访枥L了“今歲九夏旱,赤日萬里灼”,“計雖賣強壯,勢不旭弱”的慘狀,發(fā)出“暴吏體宜除,浮費義可削”的呼聲,與王安石的《兼并》詩有異曲同工之妙。絕句《西樓》、《城南》,清新雋永,具有王安石晚年詩作的風致。他的詠物詩多數(shù)富有新意,如《詠柳》詩:“亂條猶未變初黃,倚得東風勢便狂。解把飛花蒙日月,不知天地有清霜?!币粤鴺潆[喻奸臣和邪惡勢力,形象逼真,寓意深刻,別開生面。曾鞏的詩作,格調(diào)超逸,字句清新,但有些也存在宋詩言文言理的通病,又為其文名所掩,故不甚為人們所注意。 曾鞏一生整理古籍、編校史書,也很有成就?!稇?zhàn)國策》、《說苑》、《列女傳》、《李太白集》和《陳書》等都曾經(jīng)過他的???。《戰(zhàn)國策》和《說苑》兩書,多虧他訪求采錄,才免于散失。他每校一書,必撰序文,借以“辨章學術(shù),考鏡源流”。曾鞏好藏書,珍藏古籍達20000多冊;收集篆刻500卷,名為《金石錄》。曾鞏治學嚴謹,每力學以求之,深思以索之,使知其要,識其微,故能“上下馳騁,愈出而愈工”。其弟曾肇,說他的文章“一落紙,為人傳去,不旬月而周天下,學士大夫手抄口誦,惟恐得之晚也”(曾肇《亡兄行狀》,見《元豐類稿》卷末)。曾鞏培養(yǎng)了一批名儒,陳師道、王無咎、曾肇和曾布受業(yè)于他。《宋元學案》云:“陳無己(師道)好學苦志.以文謁曾子固,子固為點去百十字,文約而義意加備,無己大服?!?曾鞏的文章對后世的影響也很大。南宋朱熹“愛其詞嚴而理正,居嘗誦習”。明代唐宋派散文家王慎中、唐順之、茅坤、歸有光,清代的桐城派方苞、劉大槐、姚鼐和錢魯斯等人都把他的文章奉為圭臬?!睹魇贰ね跎髦袀鳌份d:“慎中為文,初主秦漢,謂東京之下無可取,已司歐、曾作文之法,乃盡焚舊作,一意師仿,尤得力于曾鞏;順之初不服,久亦變而從之?!?曾鞏一生著述豐富,有《元豐類稿》50卷、《續(xù)元豐類稿》 40卷、《外集》10卷流行于世。另外,他還著有《衛(wèi)道錄》、《大學稽中傳》、《禮經(jīng)類編》、《雜職》、《宋朝政要策》、《詩經(jīng)教考》等等。宋朝南渡后,《續(xù)稿》、《外集》散佚不傳,今僅存《元豐類稿》 50卷。又世傳《隆平集》30卷舊題曾鞏撰,前人考訂系出于偽托。
人物生平
概述
曾鞏,建昌南豐(今屬江西)人,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散文家。他家境貧寒,有一個哥哥,四個弟弟,十個妹妹(其中一人夭折),父親被罷官,身體也不好,所以肩負起養(yǎng)家的重任。
曾鞏自稱“家世為儒”(曾鞏《上歐陽學士第一書》),祖父作過尚書戶部郎中,父為太常博士。曾鞏天資聰慧,記憶力非常強,幼時讀詩書,脫口能吟誦,與兄長曾曄一道,勤學苦讀,自幼就表現(xiàn)出良好的天賦。史稱鞏“十二歲能文,語已驚人”。其弟曾肇在《亡兄行狀》中稱其“生而警敏,不類童子”,而且記憶力超群,“讀書數(shù)萬言,脫口輒誦”。18歲時,赴京趕考,與隨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識,并結(jié)成摯友。20歲入太學,上書歐陽修并獻《時務(wù)策》。歐陽修見其文筆獨特,非常賞識。歐陽修說:“過吾門者百千人,獨于得生為喜。”(《上歐陽學士第二書》)自此名聞天下,但因其擅長策論,輕于應(yīng)舉時文,故屢試不第。慶歷七年(1047),其父去世,其身為次子(其上尚有一兄長),只好輟學回歸故里,盡心侍奉繼母。曾鞏少年時與王安石為密友,登歐陽修之門以后,就向歐陽修推薦了王安石。直至嘉祐二年(1058),歐陽修主持會試,堅持以古文、策論為主,詩賦為輔命題,曾鞏才與其弟曾牟、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進士第一。
嘉祐四年(1059),任太平州(今安徽當涂縣)司法參軍,以明習律令,量刑適當而聞名。五年,由歐陽修舉薦到京師當館閣???、集賢校理,理校出《戰(zhàn)國策》、《說苑》、《新序》、《梁書》、《陳書》、《唐令》、《李太白集》、《鮑溶詩集》和《列女傳》等大量古籍,對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,并撰寫了大量序文。 熙寧二年(1069),任《宋英宗實錄》檢討,不久被外放越州(今浙江紹興)通判。熙寧五年后,歷任齊州、襄州、洪州、福州、明州、亳州等知州。為政廉潔奉公,勤于政事,關(guān)心民生疾苦。他根據(jù)王安石的新法宗旨,結(jié)合實際情況加以實施。致力于平反冤獄、維護治安、打擊豪強、救災(zāi)防疫、疏河架橋、設(shè)置驛館、修繕城池、興辦學校、削減公文、整頓吏治、廢除苛捐雜稅,深受群眾擁戴。
元豐三年(1080),改任滄州(今河北)知州,途經(jīng)京城開封時,宋神宗召見。宋神宗對其“節(jié)約為理財之要”的建議大為贊賞,留任為三班院勾判。元豐四年,朝廷認為“曾鞏史學見稱士類,宜典五朝史事”,任為史官修撰,管勾編修院,判太常寺兼禮儀事。元豐五年,拜中書舍人。同年九月,遭母喪,去官。次年,病逝于江寧府(今南京)。后葬于南豐源頭崇覺寺右。南宋理宗時追謚為“文定”,人稱“南豐先生”。 他還為唐宋八大家之一
政事
自稱"家世為儒“,①曾祖歷官水部員外郎,祖父為尚書戶部郎中,父為太常博士?!端问贰贩Q曾鞏年幼"警敏“,"讀書數(shù)百言,脫口成誦“②。"十二歲能文,語已驚人“③。但據(jù)他自稱幼時從先生受書,"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“,到十六七歲時,"窺六經(jīng)之言,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“,始知愛好,并努力學習④。到二十歲后,"歐陽修見其文奇之“⑤大約就在這時,他曾給歐陽修寫信,并"獻雜文時務(wù)策兩編“。信里他一面稱贊歐陽修的道德文章,一面表白自己的為人志節(jié):"鞏自成童,聞執(zhí)事之名,及長,得執(zhí)事之文章,口誦而心記之,觀其根極理要,撥正邪僻,掎挈當世,張皇大中,其深淳溫厚,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為相唱和,無半言片詞舛駁于其間,真六經(jīng)之羽翼,道義之師祖也。……又聞執(zhí)事之行事,不顧流俗之態(tài),卓然以體道扶教為己務(wù)。……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,既有德而且有言也。韓退之沒,觀圣人之道者,固在執(zhí)事之門矣。"曾鞏當時少不更事,而能有這樣的看法,很不簡單,所言者雖有所未盡,但大體符合實際。又說:"鞏性樸陋,無所能似,家世為儒,故不業(yè)他。自幼迨長,努力文字間,其心之所得,庶不凡近。……唯其寡與俗人合也,于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,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疏賤。抱道而無所與論,心常憤憤悱悱,恨不得發(fā)也。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于執(zhí)事,茍得望執(zhí)事之門而入,則圣人之堂奧室家,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于其間也。"這段話是表述自己的為人的。與俗不合,抱道自守,心志如此,確不凡近。歐陽修對于這樣的人物自是重視的。因此,曾鞏上書之后,曾經(jīng)得到歐陽修接見。據(jù)曾鞏《上歐陽學士第二書》講,歐陽修見到他之后,曾對他說:"過吾門者百千人,獨于得生為喜。"而且當曾鞏向歐陽修告別之時,歐陽修還寫了《送曾鞏秀才序》,其文云:"廣文曾生來自南豐,入太學,與其諸生群進于有司,有司斂群才、操尺度,概以一法,考其不中者而棄之?!辉环峭M,不罪有司,告予以歸,思廣其學而堅其守,予初駭其文,又壯其志,……曾生橐其文數(shù)十萬言來京師,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,然曾生亦不以干也。予豈敢求生,而生辱以顧予,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,而有司又失之,而獨余得也。于其行也,遂見于文,使知生者,可以吊有司,而賀余之獨得也。"此序作于慶歷二年(1042),這時曾鞏雖見棄于有司,卻得到了歐陽修的賞識。
在這期間,曾鞏也結(jié)識了王安石,還曾向歐陽修推薦。他在《再與歐陽舍人書》中說:"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,其略曰:鞏之友有王安石者,文甚古,行稱其文。雖已得科名,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。彼誠自重,不愿知于人,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。如今時所急,雖無常人千萬,不害也。顧如安石,此不可失也。"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話,可見曾鞏對王安石曾經(jīng)非常器重。在這封信里,他不僅推薦王安石,還曾提到王回、王向,一并向歐陽修推薦。
后來,在《與王介甫第一書》里曾鞏又說:"鞏至金陵,自宣化渡江來滁上,見歐陽先生,住且二十日,……歐公悉見足下之文,愛嘆誦寫,不勝其勤。間以王回、王向文示之,亦以書來言:此人文字可驚,世所無有。……歐公甚欲一見足下。能作一來計否?"由此看來,在這期間曾鞏同歐陽修已有相當親密的交往。
考中進士
曾鞏是在嘉祐二年(1058)歐陽修知貢舉時考中進士的。在這之前,他不但認識了歐陽修這樣的前輩,結(jié)交了王安石這樣的朋友,而且已經(jīng)同當代其他幾個重要人物如杜衍、范仲淹等都有書信來往,投獻文章,議論時政,陳述自己為人處世的態(tài)度。不過,曾鞏所寫的這些書信,不同于尋常的"干謁“,不是請求薦引。例如,他在《上杜相公書》中說:"今也過閣下之門,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,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,故敢道其所以然,而并書雜文一編,以為進拜之資。蒙賜之一覽焉,則其愿得矣。"這封信大概就寫于慶歷五年(1045)杜衍、范仲淹等被黜離職之后。曾鞏于此時寫信并投獻文章,正好說明他的為人和政治態(tài)度,政治上同杜衍、范仲淹一致,絕不趨炎附勢。
編校書籍
曾鞏既中進士,便被調(diào)任為太平州(今安徽當涂)司法參軍,又召編校史館書籍,遷館閣校勘,集賢校理,為實錄檢討官。 在這期間,曾鞏對于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。對于歷代圖書聚散以及學術(shù)源流多所論述,寫過一些敘錄,如《新序目錄序》、《列女傳目錄序》、《戰(zhàn)國策目錄序》等,還有《梁書》、《陳書》、《南齊書》等,也都寫有“敘錄”。
曾鞏雖推崇歐陽修,但他的學術(shù)觀點和歐陽修亦有所不同。例如,他在《筠州學記》中說:"周衰,先王之跡熄。至漢,六藝出于秦火之余,士學于百家之后,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,語政理者務(wù)卑近而非師古。刑名兵家之術(shù),則狃于暴詐,惟知經(jīng)者為善矣,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,以其私見妄(一本下有"臆"字),穿鑿為說,故先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于所習。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氏而已。"他對揚雄如此稱贊,這看法與韓愈比較相近,與歐陽修則頗相反。
此外,曾鞏還有《答王深甫論揚雄書》,對于揚雄屈事王莽以及作《劇秦美新》,都有所辯解,并引王安石的看法,以為"雄之仕合于孔子無不可之義“,而且認為"世傳其投閣者妄"云云。曾鞏對揚雄的看法,涉及政治和學術(shù)兩個方面。揚雄的政治態(tài)度和學術(shù)成就,對曾鞏都有影響。
任職情況
曾鞏離開館閣,又作了十幾年的地方官吏。最初是越州通判(今浙江紹興一帶),其后又知齊州(今山東濟南一帶),徙襄州、洪州,知福州。史稱曾鞏在這幾州都有政績,主要在"荒政"和"平盜"兩個方面,而后者并非真是政績。曾鞏移徙洪州時,曾有《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(jié)推》詩,詩云:"憶昔江西別子時,我初折腰五斗粟。南北相望十八年,俯仰飛光如轉(zhuǎn)燭。"他這時似乎已有倦于轉(zhuǎn)徙的感嘆。此后便多次表示為了養(yǎng)親而不愿遠仕。
在赴福州之前,曾鞏有《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》。到福州后又有《福州上執(zhí)政書》,書中說:"轉(zhuǎn)走五郡,蓋十年矣,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之任而冀背朝廷之義。此鞏之所以自處,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。今輒以其區(qū)區(qū)之腹心,敢布于下執(zhí)事者,誠以鞏年六十,母年八十有八,老母寓食京師,而鞏守閩越,仲弟守南越,二越者,天下之遠處也,于著令:有一人仕于此二郡者,同居之親當遠仕者,皆得不行?!?據(jù)此,他請求"或暫還之闕下,或處以閑曹,或引之近畿,屬以一郡,使得諧其就養(yǎng)之心,慰其高年之母?!按藭?,曾鞏還有《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一便郡狀》,也是請求朝廷照顧養(yǎng)親的。大概正是因為他一再申請,朝廷曾一度下令,"召判太常寺“;可是當他離職上路以后,又有詔改知明州。為此,曾鞏又有《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》,希望朝廷允許他"暫至京師迎侍母赴任“。但未能如愿,所以后來移知亳州,又繼續(xù)申請。他在《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》中說:"臣昨任福州,已系遠地,迎侍不得,即今老母多病,見在京師,人子之誼,晨昏之戀,固難茍止。二者于臣之分,實為迫切。……只乞?qū)σ脐惒桃豢?,許臣暫至京師,迎侍老母赴任?!癯夹颐啥髟t移守亳州,如臣所請。況亳州去京不遠,欲乞許臣暫至京師,迎侍老母赴任?!霸S三年(1080),曾鞏又徙知滄州,有《滄州乞朝見狀》,說:"竊念臣遠離班列十有二年,伏遇陛下神圣文武,當天受命,……而臣曾未得須臾之間進望清光,竊不自揆,愿奉德音,犬馬之情,固非一日之積。今將至京師,他望圣慈,許臣朝見。"于是神宗召見了曾鞏。召見之后,他曾請求登對,有《乞登對狀》,說自己被召見時,"不敢率然以對“,可是"退而伏念“,還是希望"上殿敷奏“,以便"披腹心“,"當天心“。此后曾鞏便被留在京師,"勾當三班院“。
告老還鄉(xiāng)
元豐四年(1081),有詔書說:"曾鞏史學見稱士類,宜典五朝史事。"于是便"以為史館修撰,管勾編修院,判太常寺兼禮儀事“。史稱"近世修國史,必眾選文學之士,以大臣監(jiān)總,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者“,于是曾鞏入朝辭謝說:"此大事,非臣所敢當。"并有《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》,表示謙讓。
元豐五年(1082)四月,擢拜中書舍人。這時曾鞏又有《辭中書舍人狀》,述說自己"齒發(fā)已衰,心志昏塞“,希望另選賢能。還有《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》,表示謙退。但這年九月,曾鞏即遭母喪,因而罷職。
元豐六年(1083)四月,曾鞏卒于江寧府(今江蘇南京),終年65歲。著作有《元豐類稿》等。
曾鞏的詩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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暮冬天地閉,正柔木凍折,瑞雪飄飛。對景見南山?嶺梅露、幾點清雅容姿。丹染萼、玉綴枝。又豈是、一陽有私。大抵是、化工獨許,使占卻先時。
霜威莫苦凌持。此花根性,想群卉爭知。貴用在和羹,三春里、不管綠是紅非。攀賞處、宜酒卮。醉捻嗅、幽香更奇。倚闌干、仗何人去,囑羌管休吹。 -
溪蠻昔負命,殺氣凌南州。
城郭漲煙火,堂皇嘯蜉蝣。
被發(fā)盡冠巾,吾人反縲囚。
行剽至杪忽,歸載越山丘。
驅(qū)攘事雖定,收合信瘡疣。
不有異澤沾,何令余患瘳。
寒風在林鳴,君馬不能留。
初佩太守章,慨然任人憂。
問俗灰燼余,咄唶令心謀。
士材為世用,因難乃知尤。
煩苛一蕩滌,幽遠遍懷柔。
四封鳴雞犬,五谷被原疇。
里閭多娛宴,歌鼓震溟陬。
明義每所希,古人不難侔。
日月有常運,志士無安辀。
山川自茲始,努力千里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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熙寧八年夏,吳越大旱。九月,資政殿大學士知越州趙公,前民之未饑,為書問屬縣災(zāi)所被者幾鄉(xiāng),民能自食者有幾,當廩于官者幾人,溝防構(gòu)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,庫錢倉粟可發(fā)者幾何,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,僧道士食之羨粟書于籍者其幾具存,使各書以對,而謹其備。
州縣史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余人以告。故事,歲廩窮人,當給粟三千石而止。公斂富人所輸,及僧道士食之羨者,得粟四萬八千余石,佐其費。使自十月朔,人受粟日一升,幼小半之。憂其眾相蹂也,使受粟者男女異日,而人受二日之食。憂其流亡也,于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,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。計官為不足用也,取吏之不在職而寓于境者,給其食而任以事。不能自食者,有是具也。能自食者,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糶。又為之官粟,得五萬二千余石,平其價予民。為糶粟之所凡十有八,使糴者自便如受粟。又僦民完成四千一百丈,為工三萬八千,計其傭與錢,又與粟再倍之。民取息錢者,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,官為責其償。棄男女者,使人得收養(yǎng)之。
明年春,大疫。為病坊,處疾病之無歸者。募僧二人,屬以視醫(yī)藥飲食,令無失所恃。凡死者,使在處隨收瘞之。
法,廩窮人盡三月當止,是歲盡五月而止。事有非便文者,公一以自任,不以累其屬。有上請者,或便宜多輒行。公于此時,蚤夜憊心力不少懈,事細巨必躬親。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。民不幸罹旱疫,得免于轉(zhuǎn)死;雖死得無失斂埋,皆公力也。
是時旱疫被吳越,民饑饉疾癘,死者殆半,災(zāi)未有巨于此也。天子東向憂勞,州縣推布上恩,人人盡其力。公所拊循,民尤以為得其依歸。所以經(jīng)營綏輯先后終始之際,委曲纖悉,無不備者。其施雖在越,其仁足以示天下;其事雖行于一時,其法足以傳后。蓋災(zāi)沴之行,治世不能使之無,而能為之備。民病而后圖之,與夫先事而為計者,則有間矣;不習而有為,與夫素得之者,則有間矣。予故采于越,得公所推行,樂為之識其詳,豈獨以慰越人之思,半使吏之有志于民者不幸而遇歲之災(zāi),推公之所已試,其科條可不待頃而具,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!
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保致仕,家于衢。其直道正行在于朝廷,豈弟之實在于身者,此不著。著其荒政可師者,以為《越州趙公救災(zāi)記》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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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川之城東,有地隱然而高,以臨于溪,曰新城。新城之上,有池洼然而方以長,曰王羲之之墨池者,荀伯子《臨川記》云也。羲之嘗慕張芝,臨池學書,池水盡黑,此為其故跡,豈信然邪?
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,而嘗極東方,出滄海,以娛其意于山水之間;豈其徜徉肆恣,而又嘗自休于此邪?羲之之書晚乃善,則其所能,蓋亦以精力自致者,非天成也。然后世未有能及者,豈其學不如彼邪?則學固豈可以少哉,況欲深造道德者邪?
墨池之上,今為州學舍。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,書‘晉王右軍墨池’之六字于楹間以揭之。又告于鞏曰:“愿有記”。推王君之心,豈愛人之善,雖一能不以廢,而因以及乎其跡邪?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?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,況仁人莊士之遺風余思被于來世者何如哉!
慶歷八年九月十二日,曾鞏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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滁州之西南,泉水之涯,歐陽公作州之二年,構(gòu)亭曰“豐樂”,自為記,以見其名義。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,得山之高,構(gòu)亭曰“醒心”,使鞏記之。
凡公與州之賓客者游焉,則必即豐樂以飲?;蜃砬覄谝?,則必即醒心而望,以見夫群山之相環(huán),云煙之相滋,曠野之無窮,草樹眾而泉石嘉,使目新乎其所睹,耳新乎其所聞,則其心灑然而醒,更欲久而忘歸也。故即其所以然而為名,取韓子退之《北湖》之詩云。噫!其可謂善取樂于山泉之間,而名之以見其實,又善者矣。
雖然,公之樂,吾能言之。吾君優(yōu)游而無為于上,吾民給足而無憾于下。天下之學者,皆為材且良;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,皆得其宜,公樂也。一山之隅,一泉之旁,豈公樂哉?乃公所寄意于此也。
若公之賢,韓子歿數(shù)百年而始有之。今同游之賓客,尚未知公之難遇也。后百千年,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跡,思欲見之,有不可及之嘆,然后知公之難遇也。則凡同游于此者,其可不喜且幸歟!而鞏也,又得以文詞托名于公文之次,其又不喜且幸歟!
慶歷七年八月十五日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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雨過橫塘水滿堤,亂山高下路東西。
一番桃李花開盡,惟有青青草色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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亂條猶未變初黃,倚得東風勢便狂。
解把飛花蒙日月,不知天地有清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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趙郡蘇軾,余之同年友也。自蜀以書至京師遺余,稱蜀之士,曰黎生、安生者。既而黎生攜其文數(shù)十萬言,安生攜其文亦數(shù)千言,辱以顧余。讀其文,誠閎壯雋偉,善反復馳騁,窮盡事理;而其材力之放縱,若不可極者也。二生固可謂魁奇特起之士,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。
頃之,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。將行,請予言以為贈。余曰:「余之知生,既得之于心矣,乃將以言相求于外邪?」黎生曰:「生與安生之學于斯文,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。今求子之言,蓋將解惑于里人?!褂嗦勚?,自顧而笑。
夫世之迂闊,孰有甚于予乎?知信乎古,而不知合乎世;知志乎道,而不知同乎俗。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。世之迂闊,孰有甚于予乎?今生之迂,特以文不近俗,迂之小者耳,患為笑于里之人。若余之迂大矣,使生持吾言而歸,且重得罪,庸詎止于笑乎?
然則若余之于生,將何言哉?謂余之迂為善,則其患若此;謂為不善,則有以合乎世,必違乎古,有以同乎俗,必離乎道矣。生其無急于解里人之惑,則于是焉,必能擇而取之。
遂書以贈二生,并示蘇君,以為何如也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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鞏頓首再拜,舍人先生:
去秋人還,蒙賜書及所撰先大父墓碑銘。反復觀誦,感與慚并。夫銘志之著于世,義近于史,而亦有與史異者。蓋史之于善惡,無所不書,而銘者,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,懼后世之不知,則必銘而見之?;蚣{于廟,或存于墓,一也。茍其人之惡,則于銘乎何有?此其所以與史異也。其辭之作,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,生者得致其嚴。而善人喜于見傳,則勇于自立;惡人無有所紀,則以愧而懼。至于通材達識,義烈節(jié)士,嘉言善狀,皆見于篇,則足為后法。警勸之道,非近乎史,其將安近?
及世之衰,為人之子孫者,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。故雖惡人,皆務(wù)勒銘,以夸后世。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,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,書其惡焉,則人情之所不得,于是乎銘始不實。后之作銘者,常觀其人。茍托之非人,則書之非公與是,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后。故千百年來,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,莫不有銘,而傳者蓋少。其故非他,托之非人,書之非公與是故也。
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?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,無以為也。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,則不受而銘之,于眾人則能辨焉。而人之行,有情善而跡非,有意奸而外淑,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,有實大于名,有名侈于實。猶之用人,非畜道德者,惡能辨之不惑,議之不徇?不惑不徇,則公且是矣。而其辭之不工,則世猶不傳,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。故曰,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,豈非然哉!
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,雖或并世而有,亦或數(shù)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。其傳之難如此,其遇之難又如此。若先生之道德文章,固所謂數(shù)百年而有者也。先祖之言行卓卓,幸遇而得銘,其公與是,其傳世行后無疑也。而世之學者,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,至其所可感,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,況其子孫也哉?況鞏也哉?其追睎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繇,則知先生推一賜于鞏而及其三世。其感與報,宜若何而圖之?
抑又思若鞏之淺薄滯拙,而先生進之,先祖之屯蹶否塞以死,而先生顯之,則世之魁閎豪杰不世出之士,其誰不愿進于門?潛遁幽抑之士,其誰不有望于世?善誰不為,而惡誰不愧以懼?為人之父祖者,孰不欲教其子孫?為人之子孫者,孰不欲寵榮其父祖?此數(shù)美者,一歸于先生。既拜賜之辱,且敢進其所以然。所諭世族之次,敢不承教而加詳焉?愧甚,不宣。鞏再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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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屏不見刀斧痕,石下初誰得行徑?千騎來時停管弦,月明更覺山中靜。